以翻译为媒，助力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组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然而，中英双语之间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中国非遗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障碍。基于此，需要以翻译为媒，构建中国非遗名称翻译体系，从而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走出去、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非遗名称特色鲜明，翻译的现实困境

我国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以及2021年确定了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1557项，其中包含19个类别，子项目3610项。分析可见，各类非遗项目的名称通常具有明显的普遍特点：一是文化负载词多，二是方言或名族语言表述多，由此导致各种非遗项目在翻译时存在难点。

1、文化负载词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天然就具备了传递传统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必定有大量文化负载词（cultural-loaded words）。所谓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文化负载词展示了特定民族独特的活动方式。因此，在将中国非遗这种典型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包含大量文化负载词的文本对外译介时，难度极大；加之中英两种语言之间本身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空缺，很多文化负载词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已有的文化对等词，从而加大了翻译的难度。比如翻山铰子，是盛行于四川省平昌县一带的传统舞蹈。翻山铰子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铰子”是“端公”（平昌当地对巫师的称呼）所使用的法器，其本质是一种铜质小镲。以前，当地居民遇到灾病，会请“端公”一边击打饺子一边用或风趣或优美的舞蹈动作愉悦鬼神，从而达到驱邪消灾的目的。随着翻山铰子的流行，它也被广泛应用于寿宴、婚嫁等喜庆场合，原始的娱鬼功能也向娱人转变。表演时，“铰子”上下左右翻飞，或绕过膝盖或甩过头顶，形如“铰子”在翻山越岭，故而得名翻山铰子。再如，主要分布于四川江油市青林古镇的抬阁，2008年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抬阁是一种集神话传奇、历史故事于一体，同时融戏曲、绘画、纸塑、彩扎、杂技等艺术形式为一身的传统民俗舞蹈。在英语世界中，很难找到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艺术形式。类似翻山铰子、抬阁这些传递中国特色文化的非遗名称还有很多。即便是中国人，在对这些非遗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也很难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更别说外国友人。文化负载词在非遗名称中的大量出现，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2、方言或名族语言表述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953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民族种类多达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民族。但很多登记的民族为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后经考证，于20世纪80年代确认了中国的56个民族。不同民族有各自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文化。因此，很多的非遗名称都是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或具备地域特色的方言命名。比如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卡斯达温舞。卡斯达温舞主要流行于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的部分区域，其名称卡斯达温舞，使用黑水方言。在黑水方言中，“卡斯达”意味着“铠甲”，“温”在黑水方言中意思是“穿”。卡斯达温舞是古代黑水人出征前，勇士们祈求胜利，亲人们为出征的勇士祈祷平安、吉祥的民间祭祀性歌舞活动。再如，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博巴森根，是一种主要分布于四川省理县嘉绒藏族地区的一种传统舞蹈。乾隆年间，清政府在理县实施屯兵制（即每户抽调一名屯兵，无战时务农，战时为兵）。实行屯兵制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管理，更是力推“尚武”精神，因此，当地屯兵能征善战。鸦片战争爆发后，理县屯兵被调集到浙江抗击英军，激战后屯兵几乎全军牺牲。战斗结束，幸存的屯兵无法将牺牲的战友遗体运回理县故乡，于是将发辫、腰牌等带回故乡交由亲人埋葬，这就是理县甘堡一带震撼人心的“辫子坟”。因为理县甘堡一带，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为了纪念、缅怀逝去的战友，幸存的屯兵将古老的锅庄表演和独特的屯兵纪念仪式融合，创造了博巴森根。在藏语中，“博巴”意思是“藏人”，“森根”意思是“狮子”，博巴森根意味着骁勇善战的藏族屯兵们，像勇猛的狮子一样。再比如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甲搓，主要分布在川滇万山丛中的泸沽湖区域。甲搓是被认为中国现存的唯一母系氏族摩梭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和走婚习俗中形成的一种民间原始舞蹈。甲搓舞的主要特色是舞姿轻盈，节奏明快，被誉为民族舞中的奇葩。而甲搓舞蹈的名字来源于古老的摩梭语，在摩梭语中，“甲”象征美好，“搓”的意思是“舞蹈”。因此甲搓意味着“美好的舞蹈”或“美好时刻的舞蹈”。 诸如卡斯达温舞、博巴森根、甲搓这样用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命名的非遗名称还有很多。而要将蕴含丰富内涵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翻译成英文，还要注重其作为名称的简洁、明了性，在将其对外英译时，必定是翻译的另一大难点。

因此，在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翻译成英文时，要关联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使中国非遗的英文译名既符合中国规定，又符合国际惯例。不仅如此，中国非遗的英文译名也要按类别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体系，才能助力中国非遗文化更好的“走出去”。

助力中国非遗文化传承，非遗名称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非遗名称的翻译存在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译文要融通中外，其本质在于非遗的英文译名既能反映非遗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能让读者从英译文中管中窥豹，或得与中文读者一样的效果，从而提升非遗的海外传播效果；第二，逻辑要融通中外，其本质在于将中国非遗名称翻译成英文时要构建起属于非遗文化命名原则的内在逻辑体系。

非遗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而翻译作为文化传承、对外传播的桥梁，更需要确保其忠实、通顺，这样才能真正助力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国门。因此，中国非遗项目的名称翻译意义重大，翻译策略十分重要。

1、音译策略

中国民族众多，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以表达和命名这些各具特色的非遗的用语和名称，也具备了各自的特色，生动地反映了社会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语言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语言还参与了客观世界的构建。尤其是具备高度灵活与变通性的词语和短语更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点和态度。中国的非遗名称中，有许多都是某一特定民族特有的词汇，这些词汇表达了不同民族人民美好的愿望和对客观世界认识。因此，正如前文的论述，我们会看到大量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非遗名称。仅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39项中国非遗为例（时间截止2020年，不含与其他国家联合申报的非遗项目），就有多项非遗是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比如麦西热甫、热贡艺术、玛纳斯、格萨尔等。基于丰富文化多样性考虑，加之这些非遗名称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英语中缺乏现有的对等词，音译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翻译方式。比如，玛纳斯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传统民间文学，描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率领柯尔克孜人民与外来侵略者和邪恶势力英勇抗争的事迹，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玛纳斯具备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的双重属性。由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英文中没有玛纳斯的对等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接将玛纳斯翻译为Manas。又如，麦西热甫在201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一种集歌舞、品行教育和聚餐为一体的民俗活动。在维吾尔语中，“麦西热甫”意思是“聚会”。麦西热甫聚会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没有观众。同样，这种独具特色的维吾尔族民俗活动，也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而且在千年历史发展中，麦西热甫已经成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民俗形式，在英文中也没有现成的对等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麦西热甫直接翻译为Meshrep。虽然英文读者在最初接触这类音译词时，可能会觉得不知所云，但语言本身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决定了音译词从长远来看会丰富目的语本身。互联网时代，网络更是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架设了一座便于交流的桥梁，把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直接英译向英文读者传播，能起到丰富英语语言的作用，也能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文化的更多侧面。

2、音译+类别词策略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从而诞生了各式各样反映人们生活习俗、历史信仰以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众多非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世界级非遗、国家级非遗、省级非遗、和市县级非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六种分类中，不难看出，需要翻译的中国非遗主要为以下五类：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而正是由于非遗类别的相对固定，给译者采用音译+类别词的翻译策略奠定了基础。再者，原文读者从很多非遗名称中获取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发音；其二，该非遗的本质内涵。从效果对等角度看，译文接受者从英文非遗名称中也应获取发音和非遗本质两方面的信息。同样以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非遗项目为例，能够帮助探讨音译+类别词这种翻译策略的可行性。比如2008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昆曲，融合了唱念做打、武术及舞蹈等多种技巧；因其典雅的词曲、婉转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中的珍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昆曲的英文译文为Kun Qu opera。被纳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采用音译+类别词翻译策略的中国非遗项目还有很多，比如粤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的译文为Yueju opera；京剧为Peking opera；格萨尔为Gesar epic tradition。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能够让受众通过最小的努力了解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实现了最佳关联；第二，确保了目的语读者和译语读者获取到对等的信息，从而确保了在源语目的语对等的传播效果。因此，从关联理论角度看，采取音译+类别词的翻译策略，能确保目的语受众用最小努力获得最多的信息，实现了译文和原文的最佳关联；从目的论视角来看，这种翻译策略确保了传播效果的对等，从而助力中国非遗的海外传播。

3、套译策略

原文信息接受者和译文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理解取决于各自的文化预设。通常情况下，原文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为传达信息创造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非遗的名称表述也不例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对于有着相同文化预设的中文读者来说，他们能透过词汇的表面形式理解交际信息。然而对于不了解中文文化预设的英文接受者来说，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译文。基于英文读者与中文读者大相径庭的文化预设，译者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翻译时，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现有知识和文化预设实现最大的交际效果，从而让中国非遗在国外能更好传播。笔者认为，在将大量中国非遗进行翻译时，可以套译已经在国外传播度广、被外国友人所熟知的非遗名称，从而让非遗的英文名称形成体系，方便中国非遗“打包”实现海外传播。比如，我国地方戏曲曲种丰富，每种传统戏曲都有其独特的唱腔、语言、化妆等特色。然而，尽管每种地方戏曲特色鲜明，彼此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性。在众多的地方传统戏曲中，昆曲、京剧、粤剧、藏戏等已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此，在翻译类似传统戏曲时可以套译这些表达，借助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国外知名度的东风，促进其他传统非遗的海外传播。比如主要流行于川渝云贵四省的川戏，2006年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将其翻译成英文时，可以翻译为Sichuan opera，而不是有的译者采用的Sichuan drama。近年来，有人提出将京剧翻译为Peking opera不妥帖，提出要为京剧正名，将其直接音译为Jingju。个人认为，大可不必人为地对已经拥有很高接受度的非遗译名进行更改。原因有二：第一，语言本身有其发展规律；第二，从促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角度看，应该更多地借助Peking opera等的海外知名度和接受度，而不是为了正名而进行人为干预。毕竟，诸如京剧Peking opera等传统戏曲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当时的华侨移民是戏曲海外传播的原动力。民国时期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等的海外演出，更是推动了传统戏曲的海外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组织进行传统戏曲的海外传播，传统戏曲成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后来更是出现了许多商业性的海外戏曲演出，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多，影响力也日益提升。基于此，在翻译中国具备世界影响力的非遗项目的名称时，套译策略已成为了构建其英文译名的重要方式。对于很多英文受众来说，基于以前对中国类似非遗的了解，他们具备了几乎等同于中国读者的文化预设，这更有利于中国非遗在英文受众中得到认可，从而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川剧（英译名Sichuan opera，套译策略）（图片摄影：四川传媒学院肖仁丽）

（特邀作者：唐春梅，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非遗翻译与文化对外传播融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