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修见：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中华传统美育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化”入中国，一方面是作为受压迫阶级和民族求解放的革命真理，为中华民族“启蒙”、“救亡”与“复兴”的时代任务所需要与适用；另一方面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哲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深层的契合与会通。比如阶级观念与群体意识、辩证对立统一与“相反者相成”、［1］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2］实践哲学与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等等。因而，在20世纪初国运衰微之际，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与拯救人民苦难的理论武器，激活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唤醒苦难中的人民大众投入掌握自身命运的时代洪流之中，使中华民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走向伟大复兴。

美育就是以天地万物之美和艺术与生活之美来激发人的美好情感，塑造美好心灵，创造美好生活。所谓“美好”，不是一种玄妙的想象，而是一种可以感知、表达与传递的有温度的、有品位的文明状态。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与人的劳动实践和社会的变革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关于人按照美的规律认识和改造世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传统美育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与创造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趣味、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华传统美育”的概念内涵包括代表中国古典美学风范的文人高雅审美趣味的传承、体现着百姓日常审美旨趣的民间生活美学的传承以及数千年来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多民族的独特的美的创造与传承。比较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中华传统美育，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对美的根源和如何认识美、创造美等问题以及美育的根本宗旨、实践路径等等都有着很多相通、相合、相呼应乃至相同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任务，这与中华传统美育教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大人”价值目标是相通的

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审美的无利害性”、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鲍姆嘉通提出“美学”概念、席勒提出“美育”概念，他们对人类如何认识美、美感和美育等问题，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马克思及马克思经典作家并没有关于美学和美育的专门著述。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包括美学和美育在内的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学说开辟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开篇所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当我们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主体”这些方面来理解美学和美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美育观也就见其倪端了。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基本要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但资本使人的劳动成为“劳动力商品”，劳动成为一种外在的、束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活动。所以，“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4］所以人要扬弃异化，实现解放，要挣脱自然对人的束缚、社会对人的压迫并实现对自身本能的超越，“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5］所谓“全部感觉”，就是通过审美的提升和自由自觉的创造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等等全部感官机能去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并在对象世界中认识和肯定自己，从而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6］所以，在未来社会，并没有专业的画家，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他不会因此“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

当然，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种个人想象的、或者是为所欲为的发展，而是在其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实现个人的不断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向。所以，人首先需要不断加强审美素养的提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8］人的音乐感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音乐教育与鉴赏获得的。“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9］正如前东德作家埃尔温·斯特里马特的《随想录》中写道：“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所发现的只是饲料。”［10］所以，一方面人需要“有品位”欣赏美，另一方面，还需要“有能力”超越实用功利才能发现美，因为美感是一种超乎实用功利的感觉，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精神感觉。当然，“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只是作为理想、作为职责等等存在于想象之中。”[11]也就是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还更为形象地讲到：“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12］所以，只有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才能在参与劳动实践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全面发展。

在当代世界，人们愈发迫切地认识到，人的确需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需要“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14］究其实质，这种人的全面本质的“占有”与“确证”，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基本需要，一种“完整的人”的完善人生和完美生活的超越追求。

2.中华美育传统“成大人”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与中华传统美育教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大人”价值目标是相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教”“礼教”“乐教”都是通过诗歌之美、礼仪之美、音乐之美唤起人们的对天地、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唤起人内心的至善与良知，培育深厚的家国天下情怀，使个人“小我”进入到“天地境界”中成为“大我”，成为既具有内在蓬勃生命活力又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人”。

朱光潜在《谈美感教育》中写道：“《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的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harmony)；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order)。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15］“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就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状态，达到这种生命状态的人就能够使自己的作为人的全部机能得以全面发展，就能够成为“大人”。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大人”，还远不止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易经·乾·文言》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6］作为中华文明的“大道之源”，《易经》凝聚了中华民族古圣先贤对宇宙人生深刻洞察的深奥智慧。纵览古今，真正达到“四合”的“大人”并不多见，但“大人”却是千秋万代中国人心目中一种伟大的生命典范。《礼记·大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宋代朱熹解释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18］《孟子·离娄下》中提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9］王阳明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20］千百年来，这些历代大儒的论述不仅为我们理解“大人”提供了美好的注疏，也为中华美育传统注入了崇高的文化理想。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了美”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等美学思想和美育观，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和美育观对“美从何处来”和“如何创造美”的认识有内在的会通与呼应

美的根源、美的认识与美的创造等问题，不仅是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美育的重要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美的根源在于劳动，劳动生产了美。人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自由创造，人不同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懂得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华美育传统对美的根源以及如何认识把握美和创造美等问题的认识，也明确表达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美育观在此实现会通与得到呼应。

1.美的根源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和美感都源于劳动实践。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既创造了人的物质世界，也创造了人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人的社会关系。在劳动实践中，人认识、把握并建立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劳动生产了美，美的产生和美感的生成都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由于“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21］所以，美不是客观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对象是否成为审美的对象，取决于主体对客观对象所产生的肯定的现实的实践关系。

在这里，“劳动”不仅指个体的实践创造，还包含着整个人类亘古以来的生命活动。恩格斯曾写道：“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22］所以，美既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以外的纯粹客体，也不可能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思维世界的主观想象，而是在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由“主客观的统一”而形成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也即是说，美的产生和美感的形成都是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劳动生产了美。这是具有普遍性真理意义的论断。纵观中华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所有美的创造，无一不是劳动实践的成果，而中华民族的先贤哲人对此也有过形象而美好的阐释。比如唐代有位庞蕴居士，是禅宗洪州宗创始人马祖道一的弟子，他说过一句“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的著名偈语。［23］这是他和朋友走出山门看到漫天大雪千山银白之时的感悟，也是对美的产生和美感形成的形象揭示。人面对落在当下、落在眼前的飞舞的雪花，没有因寒冷而蜷缩回室内，也没有因熟视无睹而不见雪的“好”，而是在其落入当下和眼前之际使之“落入心中”，产生“好雪”的美的意象。宋代大诗人苏轼则在《琴诗》中更加形象地提示人们“琴声何处来”即“美从何处来”的问题：“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若言声在琴弦上，放在匣中何不鸣？”［24］这与美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美育观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和中华传统美育对“美从何处来”问题彼此相通的观点，使二者在“如何认识美和创造美”的问题上相应地也有共识。

2.如何认识美和创造美的问题。劳动生产了美。所以，也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获得对美的真理的认识。这里当然不仅仅是对美的认识，而是对整个世界和真理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5］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2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数不清的诗词典故和哲理著述阐释过要通过实践认识真理、认识美的道理。

唐代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明确提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7］即是说，并没有“自在”于人的世界以外的自然美，而一定是通过人的实践认识彰显出来的“美”。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人心的良知是天地万物之美得以彰显的关键。“致良知”的途径就是“知行合一”，就是实践。“南镇观花”的故事就形象地阐释了通过实践来认识美的问题。王阳明游南镇，一友人指着岩间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8］这其中，“看”是达成“主客观的统一”的“实践”基础，“明白”便是审美的实现。花与心的“寂”则是彼此尚未达致审美关系时的状态。所以，中华传统美育就是要使人和天地万物建立起美好的关联，使万物在人心中“明白”起来。

马克思还讲到，只有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9］一般认为，“种的尺度”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物种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和客观规律，而“内在的尺度”特指人的尺度，即人自身的目的和要求。“美的规律”就是合自然的规律性与合人的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遵循客观规律性的“真”与实现主体创造性的“善”的统一。即是说，“美的规律”的实质，是客观世界的必然性与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实践中所达到的和谐的统一。

我们从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的创作与鉴赏理论中，也能够发现对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的创造的认识。比如所谓“意境”，便是“意”与“境”的和谐完美统一。所谓“境由心造”的“造”，并不是主观臆想的胡编乱造，而是在充分认识客观自然规律之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创造。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绘画创作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体现的就是美的创造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审美创造思想。明代王履《华山图序》中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与此可谓一脉相承。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传统大文人往往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乃至哲学家，如王维、苏轼、唐寅、郑板桥等等，他们以其诗情画意哲思相互交融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的创造，为中华文明留下了经典的诗歌与绘画名作。

三、马克思主义美育观认为美育是在劳动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展开的，这与中华传统美育在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中贯穿美的陶冶、美的慰藉、美的传承与美的创造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美育观中的‘人的教育’理论不是孤立地、抽象地提出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中提出的。”［30］我们也可以直接说，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和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密不可分的，是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人的自由解放密不可分的。因为根本上说，美育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更重要的是一种育人实践，而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而中华传统美育始终都关注人的生命和生活，无论是从中国古典美学，还是百姓日常生活美学，或者是多民族独特的美的理念与创造，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传统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美美与共”“生生不息”的美的传承与创造。

1.马克思主义美育是在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得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从来就不是把美育局限在审美教育和艺术鉴赏的层面，而是把劳动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都作为美育的大课堂，着眼于人在劳动生产生活和社会变革发展中的不断完善与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美育，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生产的关系等等多重维度中展开的，“是把人类创造历史的整个领域跟美感教育联系了起来，认为美育的形式是应该扩大、应该多种多样的。音乐、绘画、语文教学、体格训练、文艺欣赏、娱乐活动、参加各种展览等自不必说，而相比较而言，投身到社会生产的斗争实践中去，亲身感受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的脉搏，领会人民群众蕴藏的历史首创精神，认真观察宏伟壮观日新月异的情景，是会得到更多的美感享受，得到更多的精神滋养的。”[31]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美育所具有的广阔的、现实的、科学的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美育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才成为鼓舞人们奋斗的真理。

2.中华传统美育贯穿于人的整体存在和日常生活之中。在近代西方“美育”概念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美育”这一概念，但其实践却分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可以说，中华美育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劳动生活当中所体验与所创造的美学精神的传递与传承，它不仅体现在庙堂楼宇间文人高雅审美情趣中，还体现在市井街坊里百姓寻常生活趣味中。梁启超讲到：“趣味是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32］我们还可以说，重视感性、关注人的生命情趣体验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美感文化”。林语堂认为：“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籍装帧、精美的信笺、杰出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33］

林语堂在这里所讲到的，还只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雅趣之美。他们的确为中华美育传统提供了一种高致清雅的审美风范。携琴访友是美的、曲水流觞是美的、渔樵问答是美的、寒江独钓是美的；但是，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更为众多的普通百姓从门神、窗花、中国结、对联、年画还有皮影戏、糖人、面花等等日常生活中的趣味中，在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年节礼俗的各种仪式的美感和庄严感中，感受到既充满世俗欢喜又有天人相通的生命安顿的美的滋养与陶冶。

而且，中华传统教育也是一种充满美感的教育。蔡元培认为，中国古代“六艺”中至少有“五艺”是发挥了美育作用的:“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 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 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 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34］实际上，不用说“六艺”这样的专门教育，就是儿童蒙学诵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典籍中，虽然不免有诸多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思想，但也包含着对天地大美与人生大爱的觉识与省察。如《千字文》的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35］就是一种非常宏大的世界观启发，是一种天地生命的唤醒。进一步说，最基本的汉语发声的抑扬顿挫之美、汉字线条的中正畅和之美也都能使诵读者和书写者受到充满美感、充满风雅的教育。

所以，中华传统美育是贯穿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之中的教人走向不断完善直至“成大人”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得以生生不息地瓜瓞永续的根源也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这种爱美求善、自强厚德的强大文化基因，在于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和“至善”生命境界的深沉热爱与执着追求。

当然，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美育与中华美育传统会通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中华传统美育是以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为基础的，与马克思主义基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育观，只是具有内在的诸多相会相通之处而绝不是完全契合。这也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时代问题，实现中华传统美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意义与基础之所在。

“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在最兴旺的时候，艺术成就必伟大，美育必发达。”［36］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先生的重要回信中，提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年轻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这是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华传统美育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昭示中华美育传统发扬光大的时代号角，也是宣示中华美育走向发达、艺术成就走向伟大、中华民族走向兴旺的时代强音。

注：

[1]“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载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

[2]“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载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4][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第8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8][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3页、第142页。

[10]《外国优秀散文选》，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7页。

[13][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页、第84页。

[15]《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16]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17]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页。

[1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9]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45页。

[20]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 页。

[2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23]见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24]孔凡礼点校、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第58页。

[2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27]《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29页。

[28]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2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30]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31]董学文：《论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本质和特征》，《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2]梁启超著、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33]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

[34]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35]李逸安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页。

[36]《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1页。